2013-07-30 08:54:00 來源:映象網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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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面對歷史的傷：解讀晚清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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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社科院馬勇教授關于晚清史的總結性著作。作者懷揣著溫情和敬意，從重新思考中國現代化的視角出發(fā)，敘說長遠看五口通商是一個“雙贏”的結果，洋務新政確立的中體西用富強道路并不錯，光緒帝推動改革并非想象那么難，八國聯(lián)軍是來拯救外交官和教民的，清政府廢除科舉并未使革命黨人增多……報以坦然和善意，以期可以重新理解一個國家曾經走過的路。
作者簡介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化歷程》《1911年中國大革命》《晚清二十年》《清亡啟示錄》等，最近出版的著作是《容忍歷史不完美》。
精彩試讀
“中體西用”的初步嘗試
正如曾國藩所意識到的，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具有明顯缺陷，帶有極強雪恥意識、自卑心理。學習西方，就是學習西方，為什么一定要學好之后去“制夷”，為什么不能與世界同步發(fā)展，共同進步呢？
曾國藩意識到了洋務新政的內在矛盾，但他那代人并沒有辦法真正克服這個矛盾。那代人開創(chuàng)的洋務事業(yè)和清王朝的中興運動，實際上就是沿著這條軌道前進。經過幾十年奮斗，洋務運動不僅沒有抵擋住外國列強的侵略，反而在中法戰(zhàn)爭特別是甲午戰(zhàn)爭沖擊下一敗涂地，持續(xù)幾十年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換來的卻是割地賠款，中國人不得不再一次冷靜地思索向西方學習的利弊得失，重新探索中國發(fā)展之道。
其實，早在洋務興起之初，就已有人預見到后來將要發(fā)生的危機。曾國藩注意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不是長遠之舉，主張中國人直接掌握西方科學技術。但是，曾國藩不明白在中國政治體制、文化模式、社會心態(tài)等沒有發(fā)生相應變化的情況下，西方科學技術等并不可能真正在中國生根。事實上，只有改革中國既有體制、文化方面的弊端，容受廣義的西方精神、體制和文化優(yōu)長之處，才能真正為中國開出一條新治道。
1862年開始擔任李鴻章幕僚的馮桂芬，在其1861年準備出版的《校邠廬抗議》中認為中國與西方相比，其落后之處“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不符不如夷。 ”這四個方面囊括了中國內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各方面。馮桂芬提出，中國只有進行全面改革，才能做到“用西人而不為西人所用”。
很顯然，馮桂芬的思想上承龔自珍、林則徐和魏源，下啟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事業(yè)。然而也應看到，馮桂芬雖然意識到中國的全面危機，注意到向西方學習，但他所強調的學習內容仍然局限在堅船利炮等技術層面，“有待于夷者獨船堅炮利一事耳”，而對西方政治體制、文化思潮，馮桂芬那個時代的絕大部分人仍不屑一顧，依然無法忘情中國傳統(tǒng)，以為中國未來必須以儒家倫理為依歸，不遺余力學習西方，“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抱有這種愿望的在當時并非馮桂芬一人，可以說當時主張向西方學習的先進知識分子都難以忘懷中華文化，都試圖將中西文化進行溝通與融合，只是程度深淺不同而已。較為激進的鄭觀應一面不滿意于洋務派只知學習外國的堅船利炮科學技術，將體用分為兩端，認為西方國家也有他們自己的體與用，輪船、火炮、鐵路等工藝技術只不過是“用”，而“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的君主立憲政體才是他們的體。中國學習西方，應從根本處入手，否則，“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趣，常不相及”，即使做到“鐵艦成行，鐵路四達”，中國也只能永遠落后。他朦朧地意識到，中國要獲得真正的進步，必須解決“體”的問題。而問題也出在這里，鄭觀應強調建立議院制度，以為能夠解決體用兩端的毛病，但在觀念形態(tài)上，在涉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的沖突問題時，他又總是希望回歸到“圣之經上”，并明確提出，“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知其緩急，審其變通，操縱剛柔，洞達政體。教學之效，其在茲乎”。這種認識無疑反映了傳統(tǒng)文化在當時知識分子心理上的積淀和影響。
“中體西用”表明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破裂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時代精英，已部分認可西方文化，承認西方文化有彌補中國文化的價值和作用，但又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就此敗下陣來不勝悲哀，希圖能在新形勢下使傳統(tǒng)文化起死復生。在這個意義上說，“中體西用”的口號既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曲挽歌，又是19世紀下半葉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精神的重新建構和重新解釋。
梁啟超1899年在《自由書》中寫道，“中體西用”的思想嚴重束縛了中國人，是甲午戰(zhàn)敗的根本原因，他相信這個思想“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
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并沒有完全放棄“中體西用”路徑。這究竟蘊含著怎樣的道理，當然不是梁啟超這樣徹底否定所能解釋的，因為“中體西用”雖說只是一個概念，但其前后期并不是同一個意思。
中國是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zhàn)爭打擊之后被迫踏上世界一體化道路的，之所以兩次被打方才覺悟，而不像其他“后發(fā)國家”面對西方工業(yè)文明迅即擁抱，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中國文明底蘊太深厚了。文明傳統(tǒng)原本是個積極因素，到了這個時候反而成為前進的包袱。
在16世紀之前很長時間，中國文明確實有資格傲視全球。但當英國工業(yè)革命發(fā)生后，人類進入另外一個階段，巨大的產能過剩迫使工業(yè)資本尋求海外市場，中國被迫卷入世界一體化，其實就是被硬拉著從農耕文明走上工業(yè)文明。
然而那時的中國并沒有人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認為，中國的落后只是暫時的、局部的，中國只是在科學技術上不如人，要論精神文明，中國人三綱五常名教倫理遠邁西洋。所以那時稍有眼界的中國人如馮桂芬，雖然承認中國的失敗，但認為這種失敗并不說明問題，他耐心勸告大家“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西洋諸國富強之術”。這就是“中體西用”發(fā)生之初的情形。
顯而易見，“中體西用”在近代中國早期具有進步意義，這種思想就是勸告中國人不要怕西方思想文化的負面影響，相信中國文明在與西洋文明充分接觸后，一定能夠重構一個新體系。這種勸說對于減弱反對者的壓力，相當有效，這些反對者不由自主地想，既然堅守了“倫常名教”，那就學點“奇技淫巧”吧。
中國走向世界的歷程就這樣開始了，雖說勉強，但經過十多年時間，還是非常有效。中國的科學技術獲得新的活力，經濟實力也獲得相當提升。
“中體西用”為中國打開了一道方便之門，但這種做法確實也遺留了相當問題。到了19世紀70年代，思想界已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再滿足于“中體西用”這種模式，他們認為應該隨著新經濟、新技術成長，逐步加大向西方學習的力度。他們漸漸意識到，西方的成功并不僅在科學技術，更不僅在堅船利炮，西方的強大有本有源，這個本源就是西方的機制、體制為其發(fā)展提供了可能與保障。這些思想者在當時就建議清廷適度擴大“中體西用”的內涵，逐步將西方發(fā)展最本質的東西包容進去，比如西方的法律體系、議會體制等，都是可以嘗試的東西。
經過三十多年發(fā)展，中國的經濟構成已經發(fā)生巨大改變，近代化的工業(yè)基礎逐漸成形，一個新的社會階級即中國資產階級也在緩慢成長，中國的政治架構尤其是法律制度經過三十年調適，也在向世界靠攏。應該說，一個全新的中國可期，世界各國以平等身份待我，也不再是遙不可及。
然而，就在中國按照自己的規(guī)則按部就班前行時，士大夫階層和軍方鷹派覺得中國已經了不起，覺得三十年前各國都有點對不住中國，執(zhí)意復仇，發(fā)誓像列祖列宗那樣開疆拓土，弘揚國威。于是，中國在洋務運動三十四年時改變了韜光養(yǎng)晦既定政策，為了朝鮮與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幾個月，清軍原形畢露，大清國“同光中興”的神話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
中國三十年高速增長依然不敵同期發(fā)展的日本，戰(zhàn)爭結束后中國人痛定思痛，以為都是先前“中體西用”惹的禍。因為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沒有像日本那樣追慕西方，沒有在遠東建設一個“西方強國”的企圖和勇氣。于是，中國在1895年不期然改變先前幾十年發(fā)展方略，轉身向東，追隨日本，進入“維新時代”。此后，維新、新政、君憲、憲政、再君憲，不一而足，其實都是亦步亦趨模仿日本。然而短短十幾年，大清國成為歷史，中國發(fā)展根本轉向。
歷史沒有辦法假設中國在1895年的轉向是好還是壞。假如我們不再以“線性進化論”去分析歷史發(fā)展，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放棄洋務新政實在可惜。中國在那個時候之所以不期然放棄洋務既定方針，不期然轉身向東，又與那之前幾十年清廷始終沒有說清中國未來目標和方向有關。
根據清廷在19世紀60年代確定“中體西用”路徑時的看法，中國之所以不必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全盤西化，脫亞入歐，并不是中國不愿學習西方，而是因為中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tǒng)，有自己的政治架構，中國所缺在于近代科學技術，在西方工業(yè)革命之后中國沒有適時跟上。所以，中國不需要在政治架構上大動干戈，中國的未來發(fā)展只需要做加法，不需要或者說很少需要做減法。中國應該增加自己文明形態(tài)中所不具有的西方元素，但中國沒有必要像日本那樣與傳統(tǒng)訣別，從頭開始。
中體西用的理由在那時是充足的，中國人在整個洋務運動時期充滿自信，所以當日本使者19世紀70年代向中國方面?zhèn)鬟f明治維新思路和做法時，中國人并不認為日本的做法值得中國仿效。
事實也確實如此。中國的洋務運動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力量謀取發(fā)展，短短幾年時間，中國就能有效消化西方高科技，轉化西方高科技，并成為中國發(fā)展的有效力量。根據不完全研究，中國在19世紀70年代初期，現代輪船制造業(yè)、軍械制造業(yè)等，已經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利用西方技術，趕上西方的制造能力，金陵機械制造局、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等一大批具有西方元素的現代企業(yè)，發(fā)展迅猛，是世界資本主義發(fā)展史上的奇跡。
除了實業(yè)發(fā)展，洋務新政也注意與世界發(fā)展的一致性，創(chuàng)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管各國對華投資、交涉等事務；創(chuàng)設同文館，培養(yǎng)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派遣幼童出洋留學；派遣駐外公使分布世界各大國。
應該說，中國在洋務時期對于“中體西用”的道路、理論和體制有足夠理由自信，因為畢竟短短三十年使中國面貌根本改變，創(chuàng)造了資本主義發(fā)展史上的奇跡，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奇跡。
然而，為什么經過一場并非毀滅性的甲午戰(zhàn)爭，中國人就集體無意識轉向，集體無意識不再認同先前的一切呢？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說來，不外乎先前沒有從理論上解釋清楚洋務新政的真意思。
從現在的眼光看，洋務新政確立的中體西用富強道路并不錯，清廷如果在那個時候明白告訴知識人，中國的事情必須一步一步走，中國不會拒絕一切好東西，中國就不會因為西方而不接受西方的體制、思想和道路。中國文明之所以大，就是因為中國文明從來不拒絕外來的東西，中國從黃河一隅走到今天的四至，就是因為包容，因為吸納，因為不拒絕外來文明。
其實，清廷當年已經這樣做。清廷在宣布中體西用后，并沒有畫地為牢，故步自封，并沒有真的只變其末不變其本。中國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也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乃至法律、體制，西學之用的范圍有無限度擴大的趨勢。等到甲午戰(zhàn)爭結束，沒有人舊話重提，而是用最簡單的辦法棄舊圖新，從頭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