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誠信、健康、秩序良好的市場秩序離不開政府職責的強化與機制、行為的優(yōu)化。并非“洋機構”加入國內打假戰(zhàn)團才需如此。
國內小作坊生產的“偽意大利品牌”是真品價格的十倍,而一些產品根本就是沒有“摹本”的、子虛烏有的“國際品牌”，引來意大利政府機構來華打假。（3月17日《中國青年報》）。
拋開情緒宣泄式的評價，筆者以為消息背后隱含的問題值得深思。
一件物品之所以被仿造甚至偽造，是因為“正品”品牌中有巨大的商業(yè)利益存在。奢侈品的特點是物稀與價高，當違法成本不是足夠高時，即能夠給仿造、偽造者帶來巨大的商業(yè)利益。不單是洋品牌，其實貴州茅臺酒、西湖龍井茶葉之類的國內著名品牌都有大量的假冒偽造者，而“洋品牌”之所以更容易被仿造與偽造，則因為一個“洋”字蘊藏著許多的深意。
一些國外品牌經歷數十甚至數百年的打造與積累之后，其或因稀缺的物料、或因工藝的傳承、或因文化的積淀等等，的確有著巨大的知名度與市場影響力，如意大利的手工藝品與法國的紅酒之類，國內消費者的追捧就是強大市場需求的一個表現。
此外則涉及“信息不對稱”以及監(jiān)管與制度、政策層面的問題。“信息不對稱”的一個最突出的表現是，偽“洋”品牌的售價居然可以高過真品價格的十倍，這種情況一般就不大容易在本土品牌的仿造與偽造品牌中出現，原因在于國內消費者不知道真品價格，或者即便知道境外的價格，卻不一定知道“加價”是因為市場差別原因，還是關稅差異原因等等。
在監(jiān)管方面，假冒品違規(guī)成本過低其實正是監(jiān)管與懲處不力的最“終端”的表現。而且，報道中提及國家知識產權局保護協(xié)調司相關負責人表示意方提供的信息涉及工商行政管理、質檢等多個部門，跨部門行政訴訟與問題的處置在我國又會是一個有著極高社會成本的問題。同時，也許還有法律許可范圍的細節(jié)問題，比如商家包裝中假的意大利電話號碼肯定是欺詐，但是如果僅印有國外的標志性圖景算不算是欺詐？后者包裝的商品擺在地攤上售賣與擺在奢侈品柜臺售賣性質是否相同？這顯然需要行政與司法的認定。
而公共事件中往往凸顯公共政策困局，上述問題的解決，其實都離不開政府職責的強化與機制、行為的優(yōu)化。這其實不單是“洋機構”加入國內打假戰(zhàn)團才需如此，而是構建誠信、健康、秩序良好的市場秩序需要如此。
□傅子恒（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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