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1年春天啟動的社會管理體制創(chuàng)新計劃到今年的事業(yè)單位社會化改革，總體進展比較緩慢。近日紅十字會改革受阻再次說明這點。只有找出問題的癥結，下一步才能有效地推動改革。在我看來，社會改革難以真正啟動，既有體制上的原因，也有政治過程中的阻力，更有文化和心理上的障礙。
改革開放的一個副產(chǎn)品就是“社會”的出現(xiàn)，以及由此而來的社會自治要求。同時，改革開放也是一個國家社會關系再調(diào)整以及對社會的再組織化、甚至官僚化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社會管理制度化的過程。比如，對于新興經(jīng)濟組織、社區(qū)“全覆蓋”式的管制，無論是私企、外企、中介機構和居民社區(qū)，都要納入國家的政治管理范疇?！叭采w”式的治理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舉措，因為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做到對商業(yè)化和市場化的經(jīng)濟與社會組織進行這樣剛性的組織化管理。也正是在“全覆蓋”式管理體制的背景下，任何社會管理體制的創(chuàng)新必然被納入既定的社會管制系統(tǒng)，由政法部門來主管，自然被融入“維穩(wěn)”系統(tǒng)，“社會自治”也只能服從“維穩(wěn)”的大政治。
近年來一個流行的說法就是“頂層設計”，即改革要有一個長遠、通盤的考慮。其實，中國缺少的不是頂層設計。正如前任總理朱镕基在其《講話實錄》所說，組織一幫人弄一個像樣的、甚至科學的政策并不難，難的是執(zhí)行。從當初的大部門制到今年的事業(yè)單位社會化改革都是很好的頂層設計。問題的癥結是，為什么好的設計得不到執(zhí)行？很簡單，頂層設計只能由上而下去強制推行，而不能由下而上去達成“共識”后再去執(zhí)行，這樣的“共識”永遠是有違于頂層設計的。因為改革就是觸動既得利益群體，他們必然是“否定玩家”，即堅決反對觸動其利益的頂層設計。1998年進行大規(guī)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時，很多部長都表示反對。反對者要的“共識”就是不改革。難道今天來自事業(yè)單位的阻力比當初的部長們還大？
我們改革的成功經(jīng)驗根本上還是充分發(fā)揮體制優(yōu)勢即民主集中制，決策過程中可以充分發(fā)揚民主甚至討價還價，但一旦形成“頂層設計”就必須依靠權威性的“集中制”去強力推動。只有利益分配時的民主而無決策—政策執(zhí)行時的權威，不要說那些觸動利益格局的改革沒法搞，就是一般性的決策都很難。
體制內(nèi)的人不愿意成為“社會”的一員不僅有利益上的阻力，還有文化和觀念上的障礙。中國是一個官本位歷史悠久的國家，而計劃經(jīng)濟體制以及后來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國家對社會的再組織化、國家過分壟斷資源的體制都更加強化了“官”的觀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學生都想成為“民”，以至于形成了蔚為壯觀的“下海潮”。今天大學生萬人搶過獨木橋而要成為“官”，哪怕碩士研究生為編制當環(huán)衛(wèi)工人也在所不惜。可見，人們是多么渴望成為“體制”的一分子。這樣一個鮮明的對照，恰好說明我們的“鐵飯碗”是多么誘人，當初想打破的“鐵飯碗”如今反而變成了“金飯碗”。這里既有“官本位”的面子文化，還有體制所塑造的利益誘惑。
人們想吃官飯，爭先恐后地成為體制內(nèi)的一員，結果就是龐大的行政費用開支，納稅人的錢在用于發(fā)展的同時，又不得不把相當部分用在“人頭費”這樣沒有增長意義的消耗上。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不但是一個“發(fā)展型國家”，還是一個“消耗型國家”。為此，國家必須動用民主集中制的體制優(yōu)勢而強力推行改革，兌現(xiàn)改革的承諾。改革不是革命因而需要協(xié)商甚至妥協(xié)，但是沒有大無畏的勇氣和決斷力是搞不了改革的。
（楊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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